甲午戰爭對我們的啟示


李英维[1]

這場令中國人屈辱的戰爭已過去一百二十年了,它留在中國人心理上的創傷至今也未能痊癒。為什麼會發生這場戰爭?中國為什麼會失敗?如果現今我們與日本再發生戰爭我們是否能取勝?我們了解日本嗎?執政者決定了什麼?……以下文章都做了回答,振聾發聵。現推薦給大家一閱。

——從地緣政治和戰略構思來看,日本自“明治維新”始,到現在,以致將來,永遠將中國做為假想敵。

19世紀中葉的中國和日本幾乎同時被西方打開國門,但是,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中國走“中體西用”之路,搞的是“洋務運動”;日本走的是“脫亞入歐”之路搞“明治維新”。

近代東方的問題,都源於西方。工業革命和新技術使西方的產能過剩,資本的力量開始向全世界擴散。中國和日本同時受到西方資本的衝擊和入侵。在西方這種勢力來臨之前日本一直是中國文明的學生。日本學中國學得亦步亦趨,不僅學中國的大道,還學中國的小技,把中國的三十六計研究得很透。但在西方資本來臨的時候選擇就不一樣了。

1793年英國馬格爾尼使團第一次訪華,1816年英國使團第二次訪華,向中國叩關。當時的乾隆和嘉慶皇帝,都很坦然的表示,已經有了一個廣州通商口岸了,不要全部打開國門,表現出一種不急不躁的樣子。因為當時中國並不是完全鎖國的狀態,和西方有一定的貿易往來。當時中國自認為是天朝帝國,用乾隆的話說:我們什麼都有。因為,中國社會要解決的問題,始終不是全體人民的問題,而是士階層的問題。

1853年面對美國四艘軍艦的壓境,日本乖乖的打開了國門,當時日本為什麼會這樣做呢?可能是,1、與日本的文化根基有關,過去一心一意學中國,現在當然要一心一意學西方,日本畢竟不像中國這樣有悠久歷史文化的國家。2、日本長期受荷蘭文化影響,對西方並不陌生,而西方對中國的影響甚微。3、日本國土面積太小,沒有腹地,沒有縱深,面對強勢的美國,非常功利的選擇就是與其抵抗失敗而開放,不如開放而不失敗。日本就是這樣精細的盤算着失敗和勝利。在中國人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特別是在受儒家教誨的士大夫階層,這樣做難以接受。一百多年前,日本同意國內市場向美國開放,同時要求美國的市場也要向日本開放。1854年簽訂的日美通商條約,是雙向的。當年英國要求中國對他開放,也希望中國人到英國去做生意,希望中英之間建立近代的國家關係和貿易關係。但是,170多年前,我們怎麼能想到去英國做生意呢。怎麼能想像開放是雙向的。

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給日本後,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孫中山、康有為、嚴復、譚嗣同、劉光第等有識之士都在思考中國失敗的深層次原因,認為中國非改革不可,被指責“賣國”的李鴻章也認為:“中國今非變法不足自強,豈書生腐論所能補救者也”。朝廷也在反思甲午戰爭及前三十幾年改革發展的教訓,開始新一輪的改革。但是清政府一直也沒有說明怎樣改革,還在堅守着老路。如,張之洞1898年春在《勸學篇》中述說“議會政治,中國是不需要的。”

而日本人發現了東西方之間的差別,就是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差別,這種差別體現在近代工業革命所導致一系列意識形態和文化制度上,日本人已把西方的本質看得明明白白了,所以日本堅定選擇了“脫亞入歐”。這是中日兩國為何走不同的路的原因之一。

甲午戰敗,證明了我們的制度不行,文化也落後了。我們的文化形態屬於農業社會的農業文明。當時中國社會最大問題就是怎樣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引進和嫁接西方的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那時的中國人很長時間沒有弄清楚西方的用意,總以為西方文明引進來,中國文明將消失。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給中國人的心理留下的疾患實在是太嚴重了,總是被一種“失敗的陰影”籠罩着。學習西方的東西抱著“師夷之長以制夷”即學習人家是為了打敗人家。這種心理至今仍左右著國人。

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才突然意識到:原來我們是這樣的落後。又急急忙忙的去學西方,有一種焦灼感,除了自己的事之外,其它的事都不願意管。在洋務運動開始不久,中國的宗籓就紛紛解體,很快中國就丟掉了琉球、越南、缅甸等一大片籓國。以前這些籓國一遇到事都要找“老大”幫忙。但現在老大的事太多了,沒時間照顧你們了。當時中國不願意在外界事務,國際正義、公道下大的力氣,獨善其身地孤立了自己。中國是內斂型,沒有對外擴張意識,建設自我富強,禦敵侵犯的社會形態。

然而,野心勃勃的日本,不能滿足於島國的位置,要和歐美諸強競爭,要踏向大陸 ,它的跳板只有兩個:一是朝鮮半島和中國的東三省,從這條通道,進入歐亞大陸;二是中國的台灣,侵入福建、到華南、進南亞,從日本的野心及地緣政治方面看中日之間發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一開始就既定了在全世界競爭的目標,而且,要讓日本的經濟全球化,現在看起來日本的經濟確實全球化了,它的資本和市場都在世界各地。這就是日本的外向型戰略。這一戰略導致對領土擴張的需求。那時,近代國家在逐漸形成,很多土地都沒有主人,也不存在現在的國家概念,日本則形成了一種封建主義和軍國主義相結合的近代殖民擴張意識。

中國由於採取的是守勢,而日本明治維新變革的第一步就是廢籓置縣,琉球很快就成為日本的一個縣。當時,琉球國王派人到中國請求幫助,然而,中國並沒有主持公道,支持琉球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琉球就這樣成為日本的領土。

甲午戰爭中,中國被“蕞爾小國”日本打敗,舉國震驚,對以後中國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鄭觀應在甲午戰爭得出的教訓是,中國可能需要一個全面的改革,並且要通過自由貿易在全世界展開商戰,而政府要對我們的商業資本進行保護。在鄭觀應的思想當中,中國的經濟利益到哪裡,軍事力量就得到哪裡。到今天為止,我們有幾個知識人想這個問題。

甲午戰爭後,中國思想界非常活躍,但是,知識人再厲害,最高領導人不拍板也沒用。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也有沉痛的反省。1895年清廷還真的開放了,允許自由辦報,一下子幾千份報紙就出來了;還允許自由結社,全國馬上就要幾千家社團出現;更重要一點,放開了對各地的統一管理,允許地方自治。

《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很快地從失敗中站起來,雖然被日本打敗,中國就開始向日本學習,從1895年,中國逐漸派留學生到日本留學。

《馬關條約》中最要的一條規定日本人可以到中國做買賣,到中國開放的口岸自由辦廠。開始國人恐懼異常,認為中國經濟肯定要崩潰。1895年外國資本進入後,中國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產生了。肯定的說,中國資本主義時代就是從1895年開始的。

甲午戰爭把中國徹底地打醒了。但是,同時又導致中國出現了激進主義,這個激進主義就是徹底的西化思想,這在康有為、梁啟超身上,尤其是在譚嗣同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認為保守主義力量太強,要把它幹掉,於是發生了戊戌政變,戊戌政變後,民族主義開始崛起。進入20世紀,中國一直沿著革命、改良、共和、國體變更這樣一條軌道往前走。

中日文化同源,但是,被打開國門之後,兩個國家由於實行的制度不同,結果國力大不相同。胡適在講西化時說,日本一上來就“脫亞入歐”,最後即吸收了西方文明,又保留了自己的傳統文化。

中國在吸收外國文明方面,從東漢時期開始接受印度文明佛教,唐朝中國對佛教達到了狂熱程度。唐末宋初印度文明成了中國文明的一部分。從16世紀開始第一批傳教士進入中國,後來中斷了,原因是,梵蒂岡一定要干擾中國信徒的信仰方式,即,你信了天主教,就不能信祖宗。康熙皇帝將他們趕走了。長江以北的傳教士離開中國,長江以南的傳教士沒有走,後來都中國化了。

今年又逢甲午年,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是,中國要走向真正強大,必須得有一個強大的體制。體制強大意味著國家和人民是一體的。國家把人民當作國民,人民也會對國家效忠。甲午戰爭為什麼失敗?一個很重要原因就是:甲午戰爭並不是全面戰爭,它和普通老百姓無關。如果中國真正想要強大起來,就要讓自己的國民對這個體制有高度的認同,讓人民發自內心相信我們這個國家是偉大的。如果不能改變目前架構,中國是沒有戰鬥力的,人家一打,我們肯定就被打散了。近代幾次重大的進步,都是在戰敗之後到來的,未來的中國不應該再走這條路——不要等待戰爭打敗之後再來改革。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似乎重歸太平。上至朝廷,下至士紳,無人提起也無人願意提起那場不愉快的戰爭。林則徐無不遺憾地嘆曰“議和之後都門仍复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亦大書‘免談國事’四字,儼有詩書偶語之禁。”

魏源在鴉片戰爭後,為警示國人而編寫的《海國圖誌》在國內已乏人問津。熟料,傳入日本後卻熱銷不止,據統計,《海國圖誌》在日本的翻刻版本達22種之多,幾成洛陽紙貴之勢。

日本在“三千年未有大變局”下,幕府統治被推翻。立國之初,明治天皇即將“求知於世界”寫入“五條誓約”。日本開始三十年持續不懈的西化強國進程。而中國則有太多的驕矜(或說傲慢與自大)失敗後,心裡末必真服氣,由此也不會認真反思。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近20年,正是西方科技文化諸方面突飛猛進之時。以戰艦為例,1840年英國艦隊仍以風帆動力為主,但到1860年英法聯軍全部換成了蒸汽戰艦。對此,中國卻渾然不覺。

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記載1861年,胡林翼率幕僚登山以察地勢時“忽見兩艘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於是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此後,每當人們談起洋人洋務時,胡林翼總是搖手閉目,神色不怡,稱:“此吾輩所能知也。”數月後,胡林翼死於軍中。

胡林翼是與曾國藩齊名的清朝中興大臣,為何西洋輪會給他帶來如此大的震動?睿智者已經看到,舊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但是,新時代他們卻一無所知,如此,安能怡然自得?!

三十年的洋務新政究竟學了什麼?造船、造槍、造炮,無一不仿製,無一不落後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長。一個只會仿造槍砲而沒有自我創新與自我造血功能的國家,除了向列強買軍艦、送訂單,別無選擇。以江南製造總局為例,造了近三十多年的槍還設計不出一支具有本國知識產權的槍。同期的日本已設計出適合日本人使用的“春田步槍”並配給部隊。天津機器局為北洋艦隊專供砲彈卻造不出作戰急需的爆破彈;而同期日本發明了殺傷力極強的“下瀨火藥”並在黃海大戰中發揮作用。……中國被日本一一甩在了後面。

“坚船利炮”是西方給中國人上的第一課,但是教育才是第一位,只有教育才能讓國家煥然一新。然而,洋務新政初期,科舉依舊,陳腐的學習內容讓中國與時代越走越遠。反觀日本,明治初期即頒布了《學制令》並制定了規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計劃。1895年日本小學入學率達61%1900年實行小學免費入學,入學率升至98%。沒有教育的近代化,就沒有日本的工業化。

中日兩國都曾派出使團去西方國家考察,1866年後清廷相繼派出斌春考察團、蒲安臣考察團前往歐美各國,但由於考察人員品階太低加上朝廷不重視,這些人回國後大多被棄置不用。同一時期,日本也派出岩倉具視考察團前往歐美,回國後,考察團大多數成員成為朝中巨子。

清朝政府顯然很自尊,洋人來朝貢,不肯下跪,清朝皇帝一律不見。直到1873年同治皇帝親政後,在外方反复交涉下,清廷才不得不答應外國使節覲見皇帝。可以想像,一個連外國使節都不願意見的國家,如何能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如何指望它跟上世界潮流?一個農業社會,如何能對抗工業社會呢?

“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侵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惊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李鴻章這段話無疑揭破了中國之痼習。

近代中國為何文治風氣濃厚?原因有:一、明清後中國地域夠大,無擴張慾望;二、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後,文官集團強大;三、朝廷解除了長期困擾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侵襲問題,由此中國處於長期的和平,無大的征戰。在這種氣氛下“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兵員素質差,武將文官有天壤之別,整個社會重文輕武。

桑原騭藏在《東洋史說苑》中說,中國人愛好和平源於中國人本質上的文弱,如孔夫子說的“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必去其一的話,首先拿掉的就是“足兵”,即軍備。“中國經歷了許多次戰爭,然而他們並不好戰。比起那些強悍好戰的民族來,中國人的個性也是有利於世界和平的。但是,當今社會上民族競爭、武力征伐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中國人很容易淪為時代的犧牲品。”

愛好和平不是壞事,但保衛不了和平,則是壞事。朝鮮對中國來說是一般的利益,但對日本來說卻是重要利益。戰爭的結果中國不但丟掉了朝鮮,連核心利益(割讓台灣、遼東半島)也被傷及。長期的文治傾向使清廷嚴重缺乏戰爭動員能力與機制,國家雖大、人口雖多、資源雖豐富,但根本應付不了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戰爭爆發前後,外方評論大多對中國持消極態度。上海《德國新報》稱日本“與中國交兵,必操勝算,若中國之兵將非數倍於彼,恐難期制服也”。英國情報處認為:日軍以“步兵最佳,砲兵次之,騎兵一般”;其步兵已準備了機動連發步槍,野戰軍擁有240門大砲,軍官都畢業於帝國軍校;“不管從哪個角度而言,中國軍隊都是前途未僕,他們缺乏訓練,沒有組織,沒有合格的指揮人員;日本軍隊與中國軍隊,就像19世紀的文明軍隊與中世紀軍隊一樣”;“中日交戰,只能有一個結果”。甲午戰爭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清廷戰略的誤判。

戰爭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日本維新之初即以“開拓萬里波濤”, “布國威於四方”為立國目標,從一開始就把中國當成“第一假想敵國”,這種外向型、進攻性的安全戰略不僅決定了甲午戰爭的結局,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日兩國近代國運。日本在海外屢屢製造事端,從琉球到台灣,從朝鮮到甲午戰爭,無一不來自這一思路。

明治政府的安全戰略來自於它對國際形勢的分析。1887年日本《清國征討戰略》中說:“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義交往”,“兵力不整之時,萬國公法不可信”。此誠為弱肉強食之19世紀——“至理名言”。

蕭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認為,中興大臣奕、曾國藩、李鴻章等非對國際形勢毫無認識,但“受制於宮廷驕矜之寡婦,不得大行其志”,而後者的才智,“駕馭群臣則有餘,對政治建設則不足”。因而 ,坐視敵人強大,這是當政者無法推卸的責任;知道問題所在,但又無能力更改,這是歷史的定數和無奈,恐怕是李鴻章們心中最大的痛苦和折磨。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千百年來的經典古訓。然而中國知道多少日本呢?魏源的《海國圖志》最初無日本介紹,到1852年的一百卷本才增加了《日本島國录》。首任駐日使團參贊黃遵憲,用8年時間寫成了40卷的《日本國志》,直到1895年才正式出版。假如這本書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為人所知的話,戰爭也許不會爆發。

日本對中國軍隊可謂了如指掌,甚至詳細到有多少馬,多少支槍;對海軍的了解,詳細到砲彈什麼規格、魚雷艇定員多少等等。而中國卻對日本軍情一無所知。

當時的清朝號稱有百萬大軍,但扣去60萬完全不中用的八旗、綠營,可用兵力只有40萬雜牌軍,其中李鴻章的淮軍精銳部隊只有5萬人,與日本可用25萬兵力相比,清軍並不佔優勢。1888年成軍的北洋艦隊,當時排名“世界前八”可是再未添過一槍一炮。而日本海軍以每年增一艦的速度擴張,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海軍實力已超過北洋艦隊。在幾次海戰中,北洋艦隊一敗豐島,二敗黃海,三敗威海,可想而知,這樣一支疲憊之師的結果會怎樣!

日本製造“旅順大屠殺”後,國際輿論抨擊其為“披著文明的外衣,實際是長著野蠻筋骨的怪獸。”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始終貫徹著“軍工、軍制、軍隊”的軍國主義的體制,以有效的資源最大效率地轉化為軍事力量。這是日本在甲午戰爭及之後侵華戰爭中屢次戰勝中國的直接原因。

把自己要生存,建立在踐踏剝奪他人、他國生存的基礎之上。沒有道德與信義的強者生存邏輯最終破產。二戰爆發後,日本軍國主義耗盡了所有資源,無可奈何地走向了滅亡。80年來的巨大努力和非凡成就化為煙塵,日本土地上第一次響起了外國征服者的腳步聲。

思考這場戰爭與光緒皇帝的性格與才識有密切關係。在親政頭幾年,他發現,是車在操縱他,而不是他在操縱車。一切都按照太后執政時的成規一成不變地運行。他沒有多少自由發揮的空間。

光緒二十年七月,一封來自異國的電報警示:清日因朝鮮,可能發生戰爭。

自道光末期以來,大清國就不斷受人欺負,開始是英國,後來是法國,再後來是美國、德國、意大利……現在又輪到了小日本。光緒想:如果能抓住這個機會,打敗小日本,自然會樹立起巨大的威信,也會向太后證明自己的執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取勝,那是道光末期以來中國對外戰爭中的第一場勝利。這場勝利,當然會讓鬱悶已久的中國大大地揚眉吐氣。

對於光緒的態度一大批朝臣,特別是年輕中下級軍官都堅決支持。他們建議,大清此戰不但要戰勝日本,還要抓住機會乾脆把日本從地球上抹去,把它變成中國的一個省。只有這樣,才能永絕後患。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那麼樂觀。如,北洋海陸軍最高統帥李鴻章和他的部下們就已明確意識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必將成為中國最危險的敵人。1874年李鴻章在一份奏摺中提到“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之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之大患。”“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

對國際事務頗有了解的李鴻章十分清楚,這個小國20年來的發展變化,在國家效率、戰爭動員能力等綜合國力已遠遠超越了中國。他建議光緒主動從朝鮮撤軍“避戰求和”,中國就能獲得一個戰略機遇期。後來事實證明,李鴻章的這一建議是有道理的。光緒則認為,這簡直是荒唐可笑,有失大清體面,必不可行。在光緒嚴厲催逼下,大清終於上了日本的圈套,走上了與日本決一死戰的不歸路。

戰爭開始清軍與日本交戰與朝鮮的成歡驛,即遭失敗,退守平壤。此時光緒不以此小挫為然,正式聲明對日宣戰。9月的平壤之戰李鴻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潰敗,放棄平壤北逃,此後不到半個月,清軍全部被趕過鴨綠江,日本佔領了全朝鮮。

光緒皇帝大為震怒,他以李鴻章未能速赴戎機、日久無功為罪名,擬拔去李的三眼花翎,嚴加議處,希望他“激發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揮。然而,禦指還沒有發到李鴻章處,189410月,日本人即突破由三萬重兵把守的鴨綠江,兵鋒直指盛京——瀋陽。把守鴨綠江的是著名勇將將宋慶,他的軍隊是中國裝備最好、最精銳之一,中國軍隊戰鬥中表現的堪稱勇敢頑強,然而在日軍強大火力面前還是不堪一擊。直到這時,光緒才發現,原來日軍的實力和中國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線上。現在,這場戰爭已不是滅不滅日本的問題,而是中國會不會被滅的問題了。

李鴻章已意識到,這場戰爭已不是局部戰爭,而是決定國家生死存亡之戰。他給皇帝上一道奏摺,提出了“打持久戰”的主張,他說:敵強我弱,日軍利於速戰速決,我軍利於“持久拖延”日本國力無法支持它打一場漫長的戰爭,如果中國能以空間換時間,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將日本拖垮。

應該說,李鴻章提出這個戰略是當時的唯一取勝之道。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久戰法提出者,他的建議,堪稱對中國軍事史的一個歷史貢獻。此議一出,許多老謀深算的大臣紛紛表示贊同。

然而,光緒卻沒有這個耐心,他催戰甚急,犯了兵法之大忌,不斷把最優秀的軍隊調到前線,而所有的將帥都讓他大失所望。在光緒的催促下,最精銳的部隊不斷被日軍吞噬,成片的清軍倒在日軍猛烈炮火之下。這樣戰法,正中日本人的下懷。

陸軍的失敗,海軍同樣如此。光緒的邏輯是只要戰敗就是有罪。甲午戰爭第一戰,豐島海戰就輸給了日本。光緒對海軍提督丁汝昌極為不滿,要撤他的職,經李鴻章力保,才僥倖留任。在光緒的威逼之下,著名勇將鄧世昌、劉步蟾、楊用霖先後自殺。海軍最高統帥丁汝昌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惟望死於戰場”。每次作戰,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無保護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脫” 。在自殺殉國後,丁汝昌仍被光緒“朝旨褫職,籍沒家產”,兒孫流離失所。

戰爭剛開始時,慈禧太后不以為意。光緒二十年以來,她全部心思都用來準備自己的六十大壽上,祝壽慶典進行了一半,戰火已經燒掉了遼東半島,大清的版圖將被點燃。18952月,遼東全部失守,海防重地大連旅順陷落,北洋水師的大本營威海衛被攻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國海防力量盡失,由此門戶大開,日軍海陸兩路,直指北京。慈禧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她已看出,這場戰爭毫無取勝的希望,秘密召見大臣,謀劃講和。

準備赴日談判的李鴻章,逼著光緒表態:到底同意不同意割地。“割地”,這千古罵名誰來承擔?

4月3日光緒召群臣會議,幾乎全體朝臣都不同意割地,要求李鴻章全力辯駁,如果日本人不退讓,就把戰爭打下去。只有“光緒之意,頗在速成”。他秘密召見李鴻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權。

《馬關條約》規定:中國要賠償日本兩億兩白銀,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列島,開放重慶、沙市、蘇州、杭州等為通商口岸,允許日本人在這些地方開設工廠。這是對中國打擊最為沉重的一份條約。從1840年簽訂的《南京條約》,到1881年的《伊犁條約》歷次失敗所付出的賠償總額也不到五千萬兩白銀,土地割讓都處於邊陲,無人居住之地,而這次賠償數額是歷次賠償總額的四倍,丟掉的土地屬於大清王朝龍興之地。對全體中國人的心理打擊是空前的。

1895年52日,光緒顫抖地在議和文件上簽了一個大大的“允”字,結束了這場大清國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戰爭。

(文章來源:《同舟共進》2014.6,一、《甲午戰爭對當代中國的啟示》作者: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導,文:金若木。二、《國運之戰,中國為何戰敗》作者:金滿樓,文史學者。三、《致命影響——光緒的性格》作者張宏傑,文史學者。本文有刪改)

澳門桃李藝術協會

2014年10月



[1]李英維先生:現任澳門桃李藝術協會會長,澳門新文化雜誌社副總編輯。